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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孙志刚事件:知识、媒介与权力

时间:2021-01-13 01:05 来源:[db:来源]

  

  (一)

  

  2003年3月20日,武汉公民孙志刚在广州被非法收容的过程中悲惨地死去了。4月25日,事件被《南方都市报》披露之后,其他媒体纷纷转载并进行追踪采访,并很快在网络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报纸的报道使这个事件“发生”了;如果孙志刚之死没有被公开出来,它就无法被讨论,无法被记忆,因此也就无法成为中国法制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孙志刚只是死于收容遣送站的众多冤魂中的一个:而在特定的权力空间里,传媒对孙志刚的报道成为新闻管制的一条漏网之鱼,因此孙志刚事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成为撬开收容遣送制度的一个支点。(因为对孙志刚事件及其它事件的报道,《南方都市报》后来遭到整肃,主编被罗织罪名,判以重刑。“南都事件”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媒体在孙志刚事件中的作用。)

  

  我是在互联网上得知这个事件的,被太多的痛苦和愤怒折磨得接近麻木的心灵,再一次被震惊。我看到人们在“一塌糊涂”等论坛上表达了强烈的悲愤,并呼吁严惩凶手。而讨论很快就深入到了收容遣送制度自身:它的历史、功能和异化的现状。它已经沦落为公权力可耻地绑架处于社会底层的外来打工者的工具,并成为迫害人权的集中营。很多网民现身说法揭露了各大城市的收容黑幕。网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渠道:在和平的游行示威无法得到批准的预期下,在司法不独立、不透明而产生普遍的司法腐败的背景下,在传统的纸质媒介无法让人们畅所欲言的情况下,网络成为人们发泄不满、表达怨恨、交流意见、揭示真相和监督司法的地方。(后来,并不偶然的是,“一塌糊涂”和相当一批其它网站被关闭,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签名抗议活动。这同样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网络媒体在孙志刚事件中的特殊角色。)

  

  当时正逢萨斯肆虐之时,最流行的行为艺术是“隔离”。人与人之间隔离、社区与社区之间隔离、携带病毒的嫌疑犯被严密控制而且成为嫌疑犯的标准被迅速扩大。与隔离相伴的是恐惧。而孙志刚却在另一种隔离与恐惧中惨烈地死去。对孙志刚事件的讨论同样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恐惧,据新闻人士后来的回忆,5月13日,尚未被任何人“讨伐”过的中宣部秘密下达了不准讨论孙志刚事件的命令。

  

  在此前十几天,我和许志永、俞江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一直在讨论收容遣送制度的合宪性问题,讨论一种公民行动的方式、时机和风险。这些讨论既细致又高效,进展相当顺利;因为这可以看作是三年博士同窗期间讨论的继续。在每周一次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规则,相互熟悉各自的立场,知道直截了当地陈述意见、不留情面地批评和愉快地妥协。而且,收容遣送制度、劳教制度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问题,都曾经作为探讨的主题。

  

  讨论的结果就是后来的“违宪审查建议书”。俞江对《立法法》第90条第2款的发现是一个关键。思路立即被贯通了:根据立法法的这个条款,我们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要求审查1982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合宪性。而对该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论证,则列举了该法的第6条,宪法的第37条、立法法的第8、9和87条。我们选择了类似起诉书的格式:既表明了对恶法的明确态度,又表明了公民行动的合法性,同时也暗示了我们推理和论证的专业性。整个“建议书”的文本中没有提到孙志刚事件一字一句,没有列举任何类似的案件事实,没有流露出初闻孙志刚之死时那种震惊和悲愤;甚至也没有指陈收容遣送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最初的几稿把收容遣送制度在实践中的异化及其社会学分析作为附件,而最后达成的意见是去掉任何情绪化和政治化的色彩,也去掉法律的实际运作情况,专门进行“法律条文”的推理。过于冷静的法学术语和文书格式,隐藏着沸腾的热血和悲悯的泪水--而且隐藏着“一箭双雕”的策略:收容遣送办法有没有违宪?是否要对它进行审查,怎样进行审查,是否要给予回复?要求审查收容遣送办法、并且通过此次审查建立一个先例并促成建立一个违宪审查的经常性机制,这是递交违宪审查建议书一开始就暗含的双重目标。达到这种效果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法学知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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