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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英:清末博学鸿词科与中国文学传统的“重振”

时间:2020-09-02 23:02 来源:[db:来源]

  内容提要:晚清以降,西学大昌,举世皆以发扬西学为图强之路。在此时代洪流之下,中国传统学术迅速衰落,在文教系统内逐渐走向边缘。与此同时,传统学术植根其间的道德伦理亦遭撼动,并由此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光、宣之际,清廷诏开第三次博学鸿词科,意图提倡“中国文学”,扭转西学冲击下中国传统之学的式微趋势。主导此事者为张之洞,此举可视为其将“湖北模式”文教改革中重视经史文章的经验在全国的推广,同时也是中国文学传统在面临衰微之际的最后一次振作。然而取径的狭窄与过于明显的政治目的难以唤起广泛的支持,加之背后的派系纷争,使得“词科”的筹办举步维艰,最终因张之洞的逝世而不了了之,这一传统“文学”的重振之举以失败告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民国话体文学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5ZDB079)成果。

  作者简介:朱家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有清一代,以科举取士,正科之外,作为特科的博学鸿词科亦数度举行,康熙十八年(1679)与乾隆元年(1736)的两次特科均以得人称盛。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第三次诏举博学鸿词科,《清史稿》对此事载录如下:

  三十四年,御史俾寿请特开制科,政务处大臣议以“孝廉方正、直言极谏两科,皆无实际。惟博学鸿词科,康熙、乾隆间两次举行,得人称盛。际兹文学渐微,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应下学部议”。时方诏各省征召耆儒硕彦,湖南举人王闿运被荐,授翰林检讨。两江、安徽相继荐举王耕心、孙葆田、程朝仪、吴传绮、姚永朴、姚永概、冯澄等。部议以诸人覃研经史,合于词科之选,俟章程议定,陈请举行。未几,德宗崩,遂寝。①

  此次特科未能举行,故知之者不多,研究者亦寥寥,远不及康熙、乾隆两朝“博鸿”之声名赫赫。事实上,《清史稿》所云此事因光绪皇帝驾崩而中辍并不准确,因为在此之后仍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筹备,最终才因种种缘故被迫中止。这次中途夭折的博学鸿词科在以引进西学为中心的晚清文教改革过程中显得异常突出,称得上是传统“文学”在新旧交变困境中力图振作的最后努力,其本身便彰显了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一、开“特科”以求材的时代背景

  康、乾两次博学鸿词科的成就一直为后世津津乐道,成为以“特科”的方式破格求材的范例。盛世求材固为润色宏业,而当晚清社会危机加深之际,对卓异人材的需求更带有拯危济困的希冀。早在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一日,《沪报》上便登载《拟请重开博学鸿词科以甄拔通儒,复设观风整俗使以捍卫圣道议》一文,建议诏举博学鸿词科以求人材,“俾之各尽所长,实足救时文试帖之弊”②。后数年煊赫登场的“经济特科”,同样也是号称“仿博学鸿词之例”,以求取“志虑忠纯、规模宏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③。

  真正使博学鸿词科进入操作层面的是掌云南道御史俾寿,其于光绪三十四年所上《请开特科片》云:

  刻值破格求材之际,山林隐逸不乏硕学通儒,而学堂造就人材又需时日,奴才愚昧之见,可否请旨饬下会议政务处大臣,会同礼部、学部核议,上法圣祖、高宗遗意,特举制科,考以经史、时务及各项专门科学,则非常之士,闻风兴起。其设科之名,或称博学鸿词,或称孝廉方正,或称直言极谏,应由部臣临时请旨定夺,庶贤材无沉抑之患,既可辅学堂之所不逮,亦不致导空疏无用之讥。④

  考其语意,系因国家急需人材,而学堂一时不能造就,建议模仿康熙、乾隆时期两次开“特科”之举下诏求贤,可以理解为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访求贤能的权宜之计。因此,政务处会议认为:

  孝廉方正,重在实行,非可求诸文字考试;直言极谏,贵乎因事纳规,若取之试场,则可以预先拟作,摭拾空言……似两科皆无甚实际。惟博学鸿词一科,我朝康熙、乾隆年间曾两次举行,试以经史、论策、诗赋,题义精实,文章宏伟,得人甚盛。且方今中国文学渐微,实有道丧文敝之忧,诸臣条陈议及此事者颇多,是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拟请饬下学部详加筹议,应如何分析学问门类,如何荐举召试、量才录用之处,奏明请旨遵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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